尽管铜很重要，但与大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能源不可同日而语。国外铜消费量自2006年产生“天花板”后，一直严重供应过剩。而我国铜产业应对这些变化，努力转变“世界工厂”发展模式，立足国内高质量发展需要，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国外铜消费量于2006年形成1345.63万吨“天花板”。2020年，国外消费量比“天花板”减少136.78万吨、GDP增加21.01万亿美元。梳理相关资料显示：G7国家（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加拿大）合计于2000年形成748.3万吨、G20集团中的俄罗斯、巴西、南非、印度，阿根廷、澳大利亚、印尼、韩国、墨西哥、沙特和土耳其等国于2005年合计为384.8万吨，其他国家2011年形成430.5万吨的“天花板”。我国单位GDP铜消费量已由2003年184.6万吨/万亿美元“峰值”，持续“震荡”下降到2020年87.64万吨/万亿美元。铜消费量仅与实体产业结构密切相关。譬如：2018年，GDP达2.9万亿美元、排全球第五的英国仅消费1.8万吨，世界第一铜矿和第二冶炼生产国智利也只有5.5万吨，远低于中国台湾38.22万吨。2020年，铜消费量依次位列世界消费前十的国家和地区是：中国、美国、德国、日本、韩国、意大利、土耳其、印度、墨西哥、中国台湾，合计消费铜1934.6万吨、占全球77.42%。1960—2021年，世界铜供需基本平衡且过剩。初步统计，1960—2021年，全球铜生产和消费数据显示，全球累计供应过剩约580万吨、我国短缺约5000万吨。其中，2010—2021年，全球过剩4万吨、我国短缺约3500万吨。全球铜供需基本平衡是市场规律。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既是价值规律，也是供需基本面决定的市场规律。铜价过高，将促使有关方面扩大生产和供应；反之，就会限制铜消费，促使铜价回归供需基本面。据相关数据显示，铜价阶段性剧烈波动，主要与有关方面尤其是金融资本炒作，甚至故意制造产业链、供应链“黑天鹅”事件，薅我国相关企业的“羊毛”密切相关。我国实际铜消费被大量出口工业货物带到境外。2022年1月，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出口机电产品12.83万亿元，占出口总值的59%。假如按平均用铜原料成本占总值10%、伦铜期货均价9500美元/吨（汇率6.35元/美元）测算，2021年，出口机电产品用铜212.68万吨、占全球产量2526.4万吨8.42%。这与2020年美国消费175.4万吨和印度43.17万吨之和基本相当。我国“世界工厂”发展模式亟待转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加入国际大循环，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形成‘世界工厂’发展模式，对我国快速提升经济实力、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几年，随着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变化，逆全球化趋势加剧，有的国家大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传统国际循环明显弱化。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更多地依靠国内市场实现经济发展。”2021年，我国进口铜矿2340.44万吨，同比增长7.57%；铜废碎料169.27万吨，增长79.41%。一方面，冶炼大量进口原料将加大生态环境负荷；另一方面，连续生产过程应对“黑天鹅”事件更加困难，务必对部分骨干企业的系统性风险举一反三、提高警惕。进入“后工业化时代”，铜消费不可能大量增加。铜的特性既决定其应用领域，又确保其不可能出现真正短缺的情况（可循环利用）。虽然，目前居家办公和消费升级叠加促进铜消费，但总趋势会加速单位GDP消费量下降。全球单位GDP铜消费已由2000年的45.01万吨/万亿美元，下降到2020年的29.48万吨/万亿美元，减少34.50%，GDP增加1.52倍。其中，国外的由40.87万吨/万亿美元下降到17.26万吨/万亿美元，减少57.77%，GDP增加1.16倍；我国的由155.62万吨/万亿美元下降到87.64万吨/万亿美元，减少43.68%，GDP增加11.17倍。2035年，我国铜消费约为1000万吨。我国已弥补了铜消费历史欠账并形成巨大“堰塞湖”。1960—2020年，我国累计铜消费占全球总量的22.79%。其中，2000—2020年累计铜消费15247.4万吨，占同期的37.37%，均超过2020年人口占比18.18%、GDP占比17.37%。2020年，我国单位GDP消费量是世界平均的2.97倍、国外的5.08倍、美国的10.47倍、印度的5.40倍，有巨大的下降空间。新时代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预计到2035年单位GDP消费量达到2006年（国外“天花板”年）世界平均32.96万吨/万亿美元、经济总量达到30万亿美元（比2020年14.72万亿美元“翻一番”、人均突破2万美元），推算消费量为988.8万吨。即便比2020年减少301.2万吨，但仍是2020年世界第二至十位美国、德国、日本、韩国、意大利、土耳其、印度、墨西哥、中国台湾合计644.6万吨的1.53倍，GDP仍不足其合计的80%。优化和维护现有铜冶炼产能、实现稳定生产，是十分重要的。“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这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变化作出的科学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确保现有铜冶炼产能稳定运行，既是“六稳”“六保”的需要，更是保供稳价的基础。铜是顺应国内消费升级趋势、培育新型消费等方面重要的基础原料，铜冶炼骨干企业要克服困难，强化原料保障能力，确保冶炼生产在合理周期连续稳定，为保供稳价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进一步扩大铜冶炼产能，弊大于利。现阶段恢复甚至扩张铜冶炼产能，一方面，将直接压低加工费，加大原料保障和副产品硫酸销售的困难；另一方面，既增加应对国内经济“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又面临国外通胀攀升对铜消费的严重挤压。铜冶炼“高排放”特征明显，主要铜消费国一直立足国内实际维护产量基本稳定。G7国家铜冶炼产量合计已由2000年的457.35万吨下降到2018年的372.2万吨。其中，美国产量由1999年的213万吨下降到2020年的90.44万吨；日本产量自2006年以来稳定在150±10万吨。此外，印度产量已由2009年的72.14万吨下降到2018年的55.52万吨；智利由2009年的327.18万吨下降到2020年的232.93万吨。2020年，我国铜冶炼产量为1003.1万吨，占全球总量的40.93%，超过位列世界第二至十位智利、日本、俄罗斯、美国、刚果（金）、德国、韩国、波兰、哈萨克斯坦合计的903.32万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为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铜冶炼骨干企业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与生产安全。坚持按《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营造良好市场环境促进有色金属工业调结构促转型增效益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42号）要求，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存量、引导增量、主动减量，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强化原料保障能力，努力实现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立足质量发展需要，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胡长平）转自：中国有色金属报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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